宁波植物命名趣谈:蚕豆被称为倭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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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笋”为竹的地下幼芽。竹原产于我国,种类资源丰富,我国古代先民很早就懂得采笋为食。《诗经·大雅·韩奕》里就有“其蔌维何?维笋及蒲”的诗句。笋为幼芽时,因为生长速度很快,在合适的温度下,短短10天就能破土长成小竹,所以古人以“筍”来命名之。“旬”者,十日也。加“竹头”便为“”。因为“筍”“笋”同音,所以古人有时也写成“笋”。后以“笋”为正式名称,流传至今。

  倭豆,茎方形,中心空,学名“蚕豆”。宁波人因为已把“蚕豆”称谓移用给了“豌豆”,所以多称呼其为“倭豆”。倭豆原产亚洲西南部和非洲北部,相传也为西汉张骞自西域引入,故有别名“胡豆”。那宁波人为什么称胡豆为“倭豆”呢?坊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明朝每到蚕豆成熟季节,日本倭寇就来侵犯浙江沿海地区骚扰百姓。有一年在蚕豆成熟的季节,不堪其扰的定海金塘岛民收集全岛所种蚕豆,倒在倭寇上岛必经之路上,并用发酵“白药”促其腐烂,使其变成陷道。几天后倭寇上岛,果陷在其中进退不得,村民冲出来,用长柄镰刀削落倭寇首尽歼灭之。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传播后,为纪念它,浙东沿海人民从此就把蚕豆叫倭豆,宁波地区也一直沿用至今。

  荷兰豆亦称豌豆,它茎如蔓,有珍珠般圆圆豆肉,原产地中海沿岸及亚洲西部。我国古代,尤其是明代与荷兰人交往频繁,所以把早期从欧洲舶来的物品多用“荷兰”字样命名,荷兰豆也属此列。豌豆成熟时正值江浙地区的养蚕季节,所以吴语又把豌豆称作“蚕豆”。宁波也大多称豌豆为“蚕豆”,和植物志中被正式命名为“蚕豆”的蔬菜不同,植物志中称为“蚕豆”的那种豆宁波人呼之为“倭豆”。

  “笋干”意为干的笋,食用前需浸泡。古代,为了保存食物,人们常将食品放到太阳底下晒干,“干”与“湿”相对,言其水分少也。“干”在古代汉语中有着较强的构词能力,现宁波方言里还保存不少“干”系词语,如“菜干”、“鱼干”、“虾干”、“蛏干”等。

  宁波方言古老悠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细细研读宁波方言植物称谓,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人们对外交流情况。

  “洋芋艿”是宁波人对马铃薯的地方称谓。马铃薯,别名“土豆”,是重要的粮食、蔬菜兼用作物,原产南美洲,被印第安人培育。16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将其带到欧洲,传播到世界各地,17世纪时已经传播到中国,因其食用功能和薯类相似,椭圆形块茎如古代悬挂在马颈部的马铃,故被名之为“马铃薯”。流传到南北各地,又被各地人按自己的理解赋予了不同地方称谓。宁波人觉得它的食用功能、外观和“芋艿”相似,因来自国外,就加“洋”来区分,称其为“洋芋艿”。

  “薸”也称浮萍,《尔雅郭注》解释曰:“水中浮萍,江东谓之薸,音瓢”。清代学者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里进一步解释说:“薸之为言漂也”。认为薸“从草、从漂”,是古人抓住其体轻易漂移这一特征来命名的。

  波?现称菠菜,本来是二千多年前波斯人栽培的蔬菜,所以又名“波斯草”。唐代贞观年间,尼泊尔国王把它作为新奇礼物献给唐皇,让菠菜在中国得以生根落户。因其产地为西域菠?国,时人遂命之曰“菠?菜”,后简化为“菠菜”。

  “茭白”原产于我国和东南亚地区,古代称“菰”。最早的“菰”是用来结菰米的,所以我国古人最初是把它视为谷类而食用,称其为“六谷”之一,而“六谷”就指稻、黍、稷、粱、麦、菰这六类主食类植物。《礼记》曾有“食蜗醢而菰羹”的记载,这里的“菰”指的菰米饭。但是在后来的岁月里,菰米在结穗时不幸感染了菰黑粉菌,不再开花结果,反倒长出了肥嫩的茎,“菰”于是开始向“菜用”方向发展。西汉时在长安皇宫的太液池里已经长有“菰”了。因为“菰”的地下茎呈匍匐状,交叉着横生在水下的土壤里。根据这个生长特征,古人又名“菰”为“茭”。因其洁白肥嫩,又缀“白”字细述之,“茭白”一称便由此而来。在宁波,河姆渡茭白最为著名,河姆渡镇曾在2001年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茭白之乡”。

  除上述单音节词语外,宁波方言中单音节植物名还保留不少,如“稻”、“茄”、“青”、“葱”、“蒲”等,体现着宁波方言古老的特征。

  上古时人们崇尚言简意赅,单音节字占优势。称呼植物名称时,习惯用单音节字命名之,如“芹”等。随着语言的发展,人们掌握的词汇量越来越丰富,这些单音节名称大都被发展成复音节词,如“芹”发展为“芹菜”。只有个别单音节植物名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现代植物名谓中罕见的“元祖”。这些罕见“元祖”在宁波植物名谓中保留不少,如“笋”、“藕”、“菱”、“薸”等。

  “茅针”即“白茅”,《汉典》解释说:“亦作白茆,植物名。多年生草本,花穗上密生白色柔毛,故名。古代常用以包裹祭品及分封诸侯,象征土地所在方位之土。”很多古籍都曾提到这种植物,如《易?大过》里就有“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之句,《诗·召南》里也有“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的诗句。其嫩穗可食用,根茎可入药,青叶可编蓑衣。宁波方言称其为“茅针”,意为有针形穗状的茅草根,是抓住其顶端尖细的外形特征而命名。

  “藕”起源于我国和印度,在“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遗址里都能发现莲子的踪迹,说明莲藕在我国至少有7000多年的生长历史。“莲藕”也称“荷藕”,“莲”以其花和果实相连而得名,“荷”得名于“大”义,以其硕大的叶子而得名,这两种称谓是古人从不同观察角度抓住这种植物的不同部位特征而命名。“藕”则指该植物的根茎,生长旺季,根茎上的节能并生叶片及花梗,就像古代两个人在田里亲密同耕一样。古人把“亲密同耕”称为“耦”,加“草头”后用于命名这种花叶对偶而生的植物根茎,透露了古代初命名者的浪漫情怀。

  宁波是个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丰沛,光照充足的山水毓秀之地,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七千多年前,先民已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繁衍,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据考古学资料,河姆渡时代,余姚已出现一定规模的农业经营,大量种植水稻并饲养牲畜。古书《越绝书》也记载春秋时期越国地区已能种植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丰富的植物种类需要不同名谓加以区分。古人就用他们的方言根据他们的理解给这些植物一一命名。这些植物名谓大都繁而纷杂,不少还具有宁波地区独特的地域特色。

  宁波方言属于吴方言区临海小区甬江片,虽然通用地域狭窄,大概仅包括现宁波六区、奉化、舟山和慈溪东部这些地方,但由于语系中蕴涵着众多古汉语成分,所以在吴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宁波许多植物方言名称保存了不少古代汉语痕迹,体现出甬方言古老的特色。

  上古汉语还有一种倒装形式也保存在宁波方言中,那就是表性别的词语常放在名词之后,动物名中有“鸡娘”、“猪娘”等,植物名中也有“贝母”等称谓。“贝母”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其鳞茎供药用,有止咳化痰、清热散结之功。贝母之名,始载于《神农本草经》,陶宏景谓之“形似聚贝子,故名贝母是也”。可见“贝母”是由于外形像聚贝子而得名,其根部中心有一大球茎,周边附生相连小球茎,极像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所以古人形象地称其为“贝母”。

  我国古代中外交流频繁,尤其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让中国和世界连接在一起,各种新奇之物纷纷汇入中国,有的逐渐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中不少是外来植物。当时的中国人在命名这些外来植物时,多以它们原产地或引入地的地域特色命名,如荷兰豆、波?、??等;也有以产地的地域标识命名,如番薯、番茄、胡萝卜等。随着这些外来物种的越来越本土化,不少外来植物名去“洋”归“中”,如“荷兰豆”被改成“豌豆”、“番薯”被唤成“地瓜”等,不但融入了中国文化体系,而且成为中国植物大家族中的常见成员。宁波在古代属于东海偏僻角隅,倒能在方言中保留了不少这类植物的原始称谓。

  除定语后置于名词外,上古汉语量词也常有后置于名词的现象。现在的宁波方言中还活跃着不少这类词语,如“树蓬”、“肋条”、“柴爿”、“饭团”、“油丁”等。在植物名中,也能找到这类后置词语的身影,如“苔条”。“苔条”学名“条浒苔”,我国沿海均有出产,但以东海沿岸产量最大,因其无根无茎亦无叶片,只有许多柔软的又细又长丝状体,所以人们又取其名为“苔条”。

  “菱”也原产于我国和印度,人工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民要术》已有关于种“芰”的记载。“芰”为菱的古名,“从草,从支”,“支”意为“撑架”,言菱多角之义,加“草头”后表示这是一种“体形像多角支架的水生草本植物根茎”。“菱”得名亦然,“夌”者,亦言其多角也,加“草头”于颠,也是突出其多角植物的特征。

  在现代通用汉语中,修饰成分和中心成分一起构成的词语,一般都是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称为“偏正式”结构词语,如“红花”。但在上古汉语中,有一种“正偏式”的构词形式,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如“草芥”等。这种结构形式词语在现代通用汉语中几乎被淘汰,但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还大量保留着。宁波方言中也有不少这类词语保留,如“人客”、“鱼鲜”、“肉圆”、“腰身”等。就连宁波方言植物名中也能找到这类结构特殊词语,如“笋干”、“茅针”、“茭白”、“苔条”、“贝母”等。

  而??则是甜菜的变种,原产欧洲南部,公元5世纪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称谓译自当时的波斯语,是当时人们利用汉语语音对外族语音的模仿改造而创造出来的植物称谓。宁波人一直沿用“??”称谓,也有叫“软菜”的,宁波旧时立夏有吃??羹的习俗,寓意吃了之后夏天不会生痱子,皮肤像软菜一样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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